摘抄
“而幸福和高贵的秘诀，”主任像说格言一样说道，“就是热爱你必须做的事。一切条件反射设定的目的都是让人们爱上他们无法逃避的社会身份。”
“因为我们的世界与《奥赛罗》的世界不一样。没有钢铁，你怎能造出汽车。假如社会不是动荡不安，你又怎能写出悲剧。可是现在是太平盛世，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人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不想要。他们很富裕。他们安居乐业。他们从不生病。他们不怕死亡。他们幸福到不知激情与衰老为何物；他们没有父母，所以不会受到父母的干扰。他们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所以他们不会动感情。经过条件反射设定后，他们的处境好得很，他们只要规规矩矩按设定行事就好了。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还可以用嗦麻解决哩，而你却以自由的名义把它扔出窗外，野蛮人先生。哼，自由！”他大笑起来，“真希望德尔塔们知道自由为何物！现在我真希望他们能看懂《奥赛罗》！你是个好伙计！”
“确实可怕。与痛苦带给我们的体验相比，现实的幸福看上去总是丑陋无比的。当然，稳定远没有动荡不安那样波澜壮阔，知足常乐既不像与不幸搏斗那样荡气回肠，也不像与诱惑做斗争那样如诗如画，更不像由于激情或疑心而受到致命打击那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幸福从来就不是辉煌盛大的。”
“艰辛？他们可不觉得艰辛。相反，他们喜欢这种工作。这种工作很轻松，简单至极。身体和灵魂都不会紧张。每天毫不费劲地工作七个半小时，然后有定量的嗦麻配给，有游戏可玩，还有无限制的性爱和感官电影。他们夫复何求？”他补充道，“诚然，他们或许会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当然，我们可以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技术上讲，把所有低等种姓的工作时间缩减到每天三四个小时，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可他们会因此而变得更幸福吗？不会，他们不会的。这个实验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做过了。全爱尔兰规定每天工作四小时。结果如何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嗦麻的消费大幅增加了。这就是结果。这多出来的三个半小时的闲暇远远不是幸福之源，人们不得不靠吞服嗦麻才能打发这段闲暇时间。发明登记局里堆满了减少劳力的计划：人们想出了成千上万个计划。”穆斯塔法·蒙德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说道，“我们为什么不把它们付诸实施呢？就是为了劳动者们。给他们过多的闲暇时间，这对他们是一种折磨，简直是一种残忍之事。农业也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合成制造出每一口食物。可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宁愿让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土地上劳作。这是为了他们自己好，毕竟从土地上获取食物比从工厂里制造出食物需要花更多时间。再说了，我们还要考虑到稳定。我们不想改变。每一种改变都会对稳定构成威胁。这是我们对新发明的普及应用如此谨慎的另一个原因。纯科学世界里的每一项新发现都具有潜在的颠覆性。有时候，就连科学也必须被当作潜在的敌人来对待。是的，就连科学也如此。”
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身体靠在椅背上，“这些哲学家们遍历天地万象都梦想不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他挥了挥手）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现代世界。‘人只有在年轻和富裕的时候才能不仰赖上帝，可是这种独立并不能让你安全地抵达终点。’嗯，我们如今得到了青春和富裕。接下来是什么呢？显然，我们能够摆脱上帝了。‘宗教情绪可以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我们并没有任何损失需要弥补，宗教情绪成了多余之物。既然青春永驻的欲望可以得到满足，我们又何必要青春永驻的欲望的替代品呢？既然我们可以尽享各种消遣娱乐，我们又何必去寻找消遣娱乐的替代品呢？既然我们的灵与肉能够乐此不疲于此等愉悦，我们又还需要什么安宁平静呢？既然我们有嗦麻，我们又何必祈求什么安慰呢？既然我们的社会已经井然有序，我们又何必祈求什么永恒不变呢？”
“我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高贵或英雄主义。这些东西都是政治效率低下的表现。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组织得体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出高贵或英勇的品质。只有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人们才有这样的表现机会。只有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才会出现战争，才会出现忠诚的问题，才会出现需要抵受的诱惑，才会出现需要战斗或捍卫的爱的对象。很显然，只有在这种情形下，高贵和英雄主义才有用武之地。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为了防止一个人太爱一个人，我们会付出最大的努力。我们这里不会出现所谓的撕裂的忠诚的问题。一旦一个人接受自己的条件反射设定，这个人就只能按设定做其该做的事。而一个人该做的事情却都那么令人愉悦，这个人可以自由发泄其自然欲望，所以他实在无须去抵受任何诱惑。假若你遭遇了不测，发生了什么不幸的话，没有问题，你还可以吞服嗦麻嘛，嗦麻总会让你忘掉所有的不快，平息自己的愤怒，让自己与敌人和解，让自己平静地忍受痛苦。换成过去，你只能通过努力和多年的道德规训才能做到这些。可是现在，一个人只需要吞服两到三片半克的嗦麻药片，一切就都万事大吉了。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品行端正。现在，至少有一半人是泡在嗦麻瓶子里死去的。这就是嗦麻，一种不需要流眼泪的基督教。”
在《美丽新世界》里，邪恶是过度的，而不是不足的，它与现代人的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相联系，被描绘成对机器和肉体的崇拜。这是一个他后来将会不厌其烦地回归的主题，就像他在《重访美丽新世界》（1958）中所写的一样，这篇反思性的文章抨击的邪恶转化成了人口过剩和过度消费。
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语言截然不同。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
对“美丽新世界”，我们似乎只能接受，因为一个人能够抵御痛苦，但却不能抵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