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摘抄
二-4：
李先生有一套二十卷本的汤恩比的历史哲学，我叫他教我英文，他就拿那书来教我，教得我七颠八倒，认识好几万单词，却一点语法都不会。我怀疑他对我破了他的好事怀恨在心，用这个法子来害我。汤先生说：人类的历史分作阴阳两个时期，阴时期的人类散居在世界各地，过着吃了就睡，睡足了再吃，浑浑噩噩地生活。后来人类又到一些河谷平原聚群居住，有了文明，一切烦恼就由此而起。与此相似，我的生活也有硬软两个时期，浑如阴阳两界。软了以后，回想起过去是如此的硬，简直不敢相信我也会有软的时候。
我性情冷漠，不善与人交往，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人。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怀念那位搞西夏文的李先生。现在他也许还活着，也许死掉了，这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撇开了好好的工作不要，去搞西夏文。这还是因为我已经软掉了。假如还在硬着的话，就只能想自己是多么的硬，想不到这类事情。在山西时听过一种地方戏，它发出一种极凄厉的，酷似挨刀断气的声音。听时阴囊兜紧，全部神经都在极大的痛苦中。可是大家都走十几里山路去听它。还有我那位前妻，用不着多么达练人情就能看出，将来她准是个母夜叉。可我过去为之颠三倒四。这种感觉就叫作硬。硬的时候我们急着去要自己分内的那点东西，丝毫不想它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等到有了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不管它是署了自己名字的小说，还是西夏文，就已经活到了另一界了。
三-4：
我干这件事，是因为我相信作者有极大的才气，还因为这本书不可能出版。假如一本书有可能出版，那么“他们”也会去译，并且会争到打破头，因为有稿费。但是假如一本书既没有稿费，也不可能出版，我们不译谁译？小孙看了我的译稿，说道：王二，你要是去干翻译，准是一把好笔。但是你干吗要翻这种书？连我这妇科大夫看了都要脸红，人家能给你出吗？我说，我根本就不想出。她说，不想出译它干吗？我没接她的茬，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逻辑。再说下去就是灾难。但我也不能说，你在给我带来灾难。这样说她就会给我带来更大的灾难。
好多年前，我也说过这样的言论。那是在李先生的小屋里，抽着李先生的狗屁烟，喝着李先生的狗尿茶（那是用过期发霉的茶砖泡的），我在给李先生修他的狗屎收音机，一边修一边数落他。他听了不好意思，就埋头去看西夏文了。就在这时候我说，李先生，你看这玩意干吗？能当饭吃吗？他听了没理我。再问时就说，不能当饭吃。我又问：那你搞它干吗？有人请你搞它吗？他再没吭声，就和没听见一样。对无聊的问题是否充耳不闻，这是“我们”和“他们”的分水岭。我听了小孙的话一声不吭，去拉了二十下拉力器，然后坐下来继续翻书。自从她搬进来以后，我的胸部越来越像两块门板了。小孙看着我拉拉力器，伸出一只手指抹抹鼻子，然后问：我说了什么错话了吗？我答道：没有。她听了要哭了：王二，你有什么话说哇。这么闷着干吗？我就说：一本书，你看看它写得好不好，译得好不好就得了。害臊干什么。听了这话，她开始为自己的卑鄙言论惭愧了，就说：刚才那句话算我没讲好不好？拜托了。
二.后记（有感）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相信读者阅读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认为，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我们的生活。本世纪初，有一位印象派画家画了一批伦敦的风景画，在伦敦展出，引起了很大轰动——他画的天空全是红的。观众当然以为是画家存心要标新立异，然而当他们步出画廊，抬头看天时，发现因为是污染的缘故，伦敦的天空的确是砖红色的。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
本书中《黄金时代》曾在台湾《联合报》连载，《革命时期的爱情》和《我的阴阳两界》也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我曾经就这些作品请教过一些朋友的意见。除了肯定的意见之外，还有一种反对的意见是这样的：这些小说虽然好看，但是缺少了一个积极的主题，不能激励人们向上，等等。作者虽是谦虚的人，却不能接受这些意见。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
我知道，有很多理智健全、能够辨别善恶的人需要读小说，本书就是为他们而写。至于浑浑噩噩、善恶不明的人需要读点什么，我还没有考虑过。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咱们国家里前一类读者够多了，可以有一种正经文学了；若说我们国家的全体成年人均处于天真未凿、善恶莫辨的状态，需要无时无刻的说教，这是我绝不敢相信的。自我懂事以来，领导者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评价过高，对我国人民的智力、道德水平总是评价过低，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当然，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