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感
思维缜密，材料详实，引用极广
从书的章节来看，上篇讲述了十六世纪以前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市场的形成，分析了西方超越中国的原因：
第一节中分析了近现代中西方的发展理念与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的确立与“结构熵增”式的发展；
第二节通过具体分析近代中西方文明的历史，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与文明优越性的迷信；
第三四节分析了明没有发展海洋的原因，以及南洋华侨圈的形成；中国在大陆上的博弈与大陆条约体系的形成；
第五六节叙述白银主币化过程以及国家财政的无能，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
第七八节从当代共产党的基层治理能力分析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以及之后发展吸取的教训；
下篇：19世纪降临的“现代世界”,是西方列强军事扩张和资本主义金融垄断的产物。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这个“现代世界”的发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大断裂”,它不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与传统（包括希腊一罗马传统和基督教文明)的自然发展和延续，而是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所造成的世界“失序”的结果
第一节总体分析欧洲近代发展的原因，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欧洲的精神内核，探讨落后与先进的话语权霸权；
第二节对鸦片战争前中外军事力量进行分析，以及之后被金融放贷体系控制；
第三节分析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及战争、国债与资本的关系；
第四节分析欧洲思想史，分析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自由、阶级的论述；
第五节分析康有为书中的大同观念，一种理想社会；
第六节总结了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发生“大逆转”的偶然性，而不是单一而思维定式的原因。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认识知识，激励着我们奋斗，改造世界。
2025-03-14 19:11——2025-7-10
对历史文化的探讨的意义
探究历史可以吸取经验，立足于当下是根本
所以要探究的是人事，是变迁
单就一种文化，或是思想上不必过分深入
总体成为业余的史学家而非专业的文学家
2025-03-31 16:22
1、组织形式
【什么是组织形式？在于财政的组织与独立、基层力量的组织…】
【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以及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
2、观察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
【而宋代以来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明隆庆元年之后将货币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在现代中国的必要性）；对周边藩邦采取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
【用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
3、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与组织形式的建立
【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
【近代以来，宗法国家瓦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始，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为了夺回国家财政和货币主权，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土豪劣绅，则是为了建立基层组织。】
4、中国政治历史特点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
5、“变制度易，变社会难”
上层精英了解了一点西方制度便不成熟地想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教条主义、舍本逐末、“瞎折腾”，不理解中国社会及其主体。
【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
【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
【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
6、政治体制改革与阶级分析
- 忧患所谓的“民主”
【“忧患”当然不是坏事，但“忧患”应该是忧天下、忧国家、忧老百姓，绝不是忧自己，更不能因为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甚至没有因为“代议”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职，就斤斤两两、患得患失。正因为民主、自由是当世的好东西，时贤无论“左右”，才纷纷作“为民请命”状，拉大旗作虎皮，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都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说：如果把民主讲成了抽象、简单的“官民对立”，那就是最大的肤浅和不及格，因为这样做起码就放跑了利益集团和地方分离势力，而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如果那样搞，所谓“民主”就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要特权、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沦为列强们压迫中国的口实。】
- 政治体制改革
【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国家体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国家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
【康有为进而指出：体制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民主政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结合，如果不实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就不能避免动乱，如果不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如果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现代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竞争的环境里不能图存，一切事情都会被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家计私利所毁掉，那样国家就会分裂，人民就会真正受苦。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 阶级分析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中的四颗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论人民民主专政》）。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有着共同的利益。】
【历史证明，当工农不愿意与后二者联合的时候，固然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当着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忘记了工农的利益与自己根本利益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更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同样也正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那种不自量力的狂热，使得他们只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二、摘抄
第一版绪言
而三派主流意见中，一种将资本主义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奠定（卡尔 •马克思）；一种着重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明，说白了就是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马科斯•韦伯）；第三种则侧重于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蜕变和飞跃（费尔南•布罗代尔）。
我认为：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至于是否采用上述三种“资本主义”方式，那完全要看是否有利于这两个根本目标之达成而定。
而宋代以来的政策，反而是将组织社会的任务一概交由商人和地方土豪，国家更从商业、运输乃至军需供应中全盘退出，国家取**“无为”和“不干涉主义”，而这就是“开中法”的弊端**。不但基层没有组织，而且上层的货币财政也十分混乱，货币短缺、“多币制”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到了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反而将货币出路委之于进口美洲白银，这又是财政货币政策的最大失败。而对外，所谓的“天下秩序”，于周边藩邦采取的一向是文化治理的**“朝贡”方式，完全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空间”、“地缘政治”意识，如此组织能力松散的帝国，无论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经济，能够或者不能够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一旦遭遇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之打击，其涣然瓦解却是必然的。
所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肇始于中国革命以建立基层组织的方式，极大提高了社会组织能力和国家效率，然后，国家才能把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长期发展方面，如此才有合格的国家财政，在此基础上方有国家发行货币之主权，而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及其胜利，更是实实在在地打出了一片地缘政治的新格局，这种社会革命与民族革命之密切结合，靠的是无数革命前辈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如此才谈得上今天的“伟大复兴”。
而我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以“天下”和“世界”为担当的文明，资本主义则是自1500年以来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以金融和军事技术为核心，向世界扩张的体系。这两种有深刻历史传统的组织形式，在500年历史间漫长的“互动”、博弈，才构成了我们解释500年来世界大势和中国“天下兴亡”的关键。
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什么组织形式？社会？力量？政府？基层？”】
它使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前人是如此的舍生取义，我们的百姓是如此的不屈不挠，绝大多数在基层工作者是如此的勤劳俭朴，中国历史的展开是如此的筚路蓝缕、波澜壮阔，中国改革和中国革命的大业，确是由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苦苦支撑起来的，这真是“作始也简，其成也巨”！
中国当然不是从来没有制度。自上古以来，就有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二者并存，就前一个世系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贵族血缘承继；就后一个世系而言，权力始终是向平民开放的，这就是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而这里的“平民”，更不专指士、士族、士大夫，也包括士农工商各阶层——特别是包括少数民族。太宗李世民以少数民族血统者，太祖朱元璋以贫苦农民可以作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于尧舜的名分世系。这两个世系的互动沿革，就是所谓“多元一体”的制度基础。从历史的长时段看去，倡导“天下为公”，不断向平民、向少数民族开放权力的尧舜世系、尧舜体制，是比导致罗马帝国迅速崩溃、贵族院垄断权力的“宪政”更合理、更进步、更能经受历史考验的制度，这已经为中国的长期统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所证实。【历史特点】
从此（明太祖）天子直接面对六部，六部有建议权，而天子则独揽决策权，另设内阁大学士，为天子襄理文墨，但内阁大学士没有建议权，为了避免皇帝与六部之间发生直接冲突，遂设司礼监居中传递协调。
而正是皇权与官僚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和矛盾的不可化解，造成了明代中期以来国家行政效率、国家组织效率的迅速衰败。
而这一时期，恰恰又是世界史的大变革时期，因为一个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此时正在欧洲勃然兴起，而1500年以降的中国，国家体制的上中下结构却开始走向脱节，以至于国家的一切改革非但不能动员官吏，反而总是被庞大的官吏集团所阻碍，国家组织效率的严重下降，使得一切政治经济改革都不能真正实行，实际上，最终导致明王朝瓦解的，不但有皇权专制的原因，更有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级之颟顸独断。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诚然如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自然不能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制度”而只有“专制”，例如所谓公田与私田、科举与选举、郡县与封建的制度争论，实际上就一直贯串于中国历史之中，并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正动力。看不到这一点，自然也就不能说对中国的文明有起码的了解，那甚至就会沦为钱穆所讥讽的：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一再自食“改革的恶果”，尤其是老百姓一直不得不一再承担起“改革的后果与代价”，这往往就与精英们没有知识和眼光，只会看见私利和短期利益最有关系。【政治体制改革】
说到制度变革，孙中山以来的改革家们其实最终也都不得不认识到：这绝非立一纸宪草、推几个“民意代表”即可完成的便宜事，而这里的道理，就在于***“变制度易，变社会难”***（这一点鲁迅等“先觉者”其实早在辛亥之后就一直“无可措手”地痛感着）。因此，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变革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以至于有人说：500年来，中国最不成熟的就是上层和精英，而精英们最大的不成熟，就在于他们总是要咒骂下层民众“不成熟”——这实在是很可玩味的格言。【教条主义，本本主义】
至于说到变革中国的主体，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如康有为，曾寄望于作为“儒主”的皇帝的“公心”，这自然不能成功，而到了孙中山先生找到了革命政党，这才算是初步找到了变革中国、特别是进行民族革命的抓手。但是，解决土地制度问题、训练和组织广大农民，从劳苦大众、从最基层出发改造中国社会结构，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中国完成民族革命，再领导中国走向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的关键。而倘若放弃了这根本关键，汲汲于从上层、从书生们的狭小视角空谈所谓的“制度”和“技术”之优劣，无论是搞“三权分立”还是玩什么“五权宪法”，那就不仅是短视，而且是舍本逐末，而这种“瞎折腾”，终将自食“改革造成的恶果”，才是必然的事情。【王沪宁：“稳定的基石：军队、政党、官员、知识分子（底层力量分散，无组织）”】
但是，如果离开组织劳苦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个中国社会主体，离开了改造土地制度这个中国经济的最深层的基础，如果没有与基层现实密切联系的革命政党作为社会改造的利器，那就不会有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而中国几千年来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马铃薯一般小农、毫无动员效率可言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结构***，更不能得以根本改变。正是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基层结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绝不能小视人民组织起来的力量，更不可小觑创立社会基层结构的伟业，因为它一方面使得农业上的剩余得以转用到工商业，同时又使得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口就业谋生，而且，国家从此方才可能有上下交往、良性的财政管理，这又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独立自主的发钞权和货币主权。——但是，对于这一浅显的道理，却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的。以为靠“个人自由”、一纸宪草、几个“民意代表”就能解决一切中国问题，这其实就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定见、偏见和一塌糊涂的“政见”。“岂有文章惊天下，漫道书生事不成，百年一觉浮沤里，悲欣交集说摩登”——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真正弄明白这个道理，更不是一朝一夕的。
无论如何，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释历史、观察历史，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比如用小自耕农发生、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成熟，从而造成生产方式的过于分散和灵活，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郭沫若）；再比如自古中国的商人就不事生产，商与生产相脱离，尤其是自宋发明“开中法”以来，国家竟然从组织社会活动、特别是商业活动中一概退出，而将贸易、运输乃至军需转运这类活动也一概委之于商和地方豪绅，从而造成国家与经济活动脱节、商人与生产脱节，以此来解释国家资本、民族国家在现代中国的必要性（陶希圣）。
前面已经说过，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致力于这项工作的黄仁宇曾经感慨说：“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视野，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须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
而上述视野，概括起来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
因为没有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没有思想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纲领，没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观点，也就不能解释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样就变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发展、变化、运动的逻辑。
不过反过来，有些国内人看自己，特别倘若是听某些知识界“高人”说话，却几乎是一派悲观丧气，甚至以为前景可忧，“崩溃”在即——而他们千忧百转，其实就忧在“政治体制”。
“忧患”当然不是坏事，但“忧患”应该是忧天下、忧国家、忧老百姓，绝不是忧自己，更不能因为世界没有按照自己的办法来，甚至没有因为“代议”成功而混上一官半职，就斤斤两两、患得患失。正因为民主、自由是当世的好东西，时贤无论“左右”，才纷纷作“为民请命”状，拉大旗作虎皮，这本不奇怪。但是我们绝不该忘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都曾经反复告诫我们说：如果把民主讲成了抽象、简单的“官民对立”，那就是最大的肤浅和不及格，因为这样做起码就放跑了利益集团和地方分离势力，而在近代以来的语境下，更是放跑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如果那样搞，所谓“民主”就很容易成为某些人要特权、搞分裂的工具，甚至沦为列强们压迫中国的口实。
自古以来讲**“官民对立”，这里所谓的“民”，其实指的是“豪民”，而非一般“小民”和“草民”（更非时贤所谓“屁民”）。而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与豪强巨族、土豪劣绅之间的矛盾，往往也就体现为代表国家税收利益的官僚**与“豪民”之间的矛盾…代表的其实就是“国家”与“小民”立场的重合，它同时也表明国家和普通老百姓其实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也就是豪强和“豪民”。
因此，商鞅废井田，杨炎行两税法，张居正举“一条鞭”，其根本出发点尽管不能说是为平民老百姓的利益着想考虑，但是，他们要打击豪强，要把税收加在豪强和豪门头上这一点，却是共通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抽象地讲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对立。至于今天的中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那首先也要看你究竟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而抽象地讲“官民对立”，则必定流于丧失和缺乏阶级分析方法的肤浅。
我们才能了解，真正合格的政治改革，在于如何能使国家体现劳动人民的最大利益，而避免国家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工具。抽象的“官民对立”说，表面上看似义正词严反对官僚政治（实质是官员贪污腐败，是倒向资产阶级并为特权阶级谋取利益。但这是少数和畸形，不能一以概之甚至成为反对的观点），实则往往是屁股坐在“豪民”和“豪强”一边，为了特权阶层和豪强向国家讨利益和争权力，其实它也从来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国家，因为从历史上看，他们要的往往就是奴隶主、地主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而他们极力反对和限制的，其实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已。
康有为进而指出：体制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民主政治”与“政治统一”的结合，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结合，如果不实行人民自下而上的有序参与，就不能避免动乱，如果不打击利益集团和地方势力，如果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但现代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竞争的环境里不能图存，一切事情都会被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权夺利、家计私利所毁掉，那样国家就会分裂，人民就会真正受苦。这也是历史的结论。
500年来，改革的目标何尝不是提高国家组织效率，而改革的局限性，则全由于没有完成建设基层组织的任务，所以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就不能不依靠基层的酷吏与土豪，结果这些以反封建为目标的改革，反而改出了“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
近代以来，宗法国家瓦解，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开始，打倒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是为了夺回国家财政和货币主权，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土豪劣绅，则是为了建立基层组织。
基层组织和上层财政金融之外，我们还必须看世界大势。只有把握世界大势，才能认识到：当今世界，金融控制才是最大的垄断体制，而军事优势则是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暴力控制，至于文化霸权软刀子杀人不见血，为“整人”而定的国内、国际“规则”，恐怕也不见得全是政客们想出来的——只是少见我们的道学家们因资本金融垄断而“忧”、因帝国主义军事垄断而“忧”、因买办资产阶级腐败透顶的私有化政策而“忧”罢了。【“官民对立”谬论实质是阶级利益的斗争】
其实，体制既然无非就是组织、组织能力，而关键就在把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反抗谁、又要维护谁的利益。
500年来，中国为什么逐步衰落？不是简单的因为生产不发展、市场不发达，更不是由于什么“体制干预”过多，而恰恰是由于“体制”的无为、体制的“无力”和低效率。广大的劳动阶级（特别是农民）长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国基层社会更与上层完全脱节，以至于像黄仁宇所说：经济虽大有发展，而社会却全无组织效率，从而无法将社会财富组织为国家能力，人民非但不能以“体制”的方式参与这种发展、保证这种发展、推动这种发展，结果反而在近代为外国和外部的金融资本和武力、为内外特权利益集团之勾结所控制。
而尤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特别是对于社会各阶级斗争的道理，基本上外行，对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则更是一窍不通、一塌糊涂；既将一切简单地归之为“体制”，而同时对于“体制”的理解又如此茫然、肤浅，平日袖手谈心性，事后著书骂“屁民”，无论天下兴亡多少事，永远正确的反正只有他自己。【体制】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中的四颗星分别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论人民民主专政》）。上述四个阶级的联合，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因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有着共同的利益。
历史证明，当工农不愿意与后二者联合的时候，固然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而当着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忘记了工农的利益与自己根本利益的联系的时候，他们更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同样也正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那种不自量力的狂热，使得他们只会在历史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当上述四个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强大的体制，方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根本目标。这个目标，当然是要让劳动者越来越有可能控制资本，让中国越来越有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军事、金融控制——从大的方向说，这是真正的“通三统”、“复三代之制”，是真正的“文武革命，顺天应时”的体制改革和体制革命。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革命，那么，资本控制劳动和市场、西方控制世界、少数人控制绝大多数资源、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体制就会一统天下（“全球化”？），如此中国的发展谈不上、和谐的世界谈不上，公平和正义也就谈不上了。【真正的敌人与要团结的阶级】
第三版序言
本书的主题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通俗地说,就是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制度改革与革命。本书的主要线索是:从地缘政治变革的角度观察近代世界交往方式之变迁,从财政金融的角度思考顶层制度之改革,从基层组织的角度研究国家社会组织能力之革命。
在书里磨，与在事上磨，毕竟还是不同。本书之所以至今还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并不是一般的关于历史的著作，而是关于历史上的改革与革命的著作，它提供的是有关行动的知识，是有关历史运动的知识。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即他力图将治理者从“文人”和“圣贤”中剥离出来，形成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政治改革体现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弊端】
（但倘若睁开眼睛看,任何不持偏见者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普通百姓始终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忍辱负重、勤劳善良的中国劳苦大众,在面对地震、洪水的奋勇救灾中表现出的同甘共苦的毅力、救苦救难的情怀,感天动地、气壮山河。历史反复证明,也只有他们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发明新的民主形式。）
法制即是民主，这是个基本的误解。因为民主的标志，乃是人民成为法律的制定者和社会的主人。当天下大事、国家大事成为少数精英、专家和治理者的私事时，当“为人民公天下”成为官面文章时，实则却是回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主义老路，那么，即使干部再辛苦、再操劳、再敬业,人民群众还是会困惑不满,还是会怨声载道,而这就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被削弱,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被削弱,民众不再心悦诚服地相信“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民众不再相信五星红旗上的每一片光彩、人民政府的每一个成就与失误,对每个中国人而言,皆是人人有份的，甚而是相反的——遇事人皆把好处留给自己，而把一切问题推给国家、留给政府。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基层群众,而绝不是“全心全意地密切联系精英”,更不是以“市场放任”的名义,把关乎千家万户、生老病死的基层事务“承包”给各类营利性组织、“赢利型经纪”。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凡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放在基层,凡是思想路线在普通劳动者中普及、展开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会成功,就会兴旺发达;相反,凡是思想政治路线与基层脱节的时候,我们的事业一定会遇到挫折乃至失败。
【理论与实践，理论下基层，在基层实践】
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变仕风易，变文风难。文风变,气象新也。自王安石、张居正、王阳明以来,历代改革家之所以推崇“尚质省文、反薄归厚”的文风，之所以把“改造文风”当作政治改革的要务,就是由于文风败坏乃是治理者脱离现实、学问脱离实际之作风败坏的集中表现。
上篇 漫长的十六世纪
导语
“世界经济”是生产发展和市场交换不断扩大的产物，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市场交换的日益扩大，最终以“世界”的规模铺开,于是就产生了“世界经济”,而这就是*“漫长的16世纪”的主题*。与“世界经济”不同，所谓“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是指以军事与金融扩张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的机制，而那将是本书的下篇——“漫长的 19 世纪”所论述的主题。
市场经济和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当然要比资本主义的历史漫长得多。早在“漫长的16世纪” (1350-1650), “世界市场”就已经逐步形成了,它的主要特征是“物质生产活动”以“分工和交换扩大”的方式向“世界”铺开,正是这个“世界市场”构成了19世纪才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或者说,以生产和交换市场扩大为动力的“世界经济”,是随后产生的那个西方以“资本积累”和军事暴力所驱动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前提。
【世界市场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决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信贷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现代制度不能建立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上,现代金融一信贷机制更不能以极小块的土地为抵押展开实行,国家深入基层的金融一信贷必须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为前提。没有国家,特别是国家信贷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建立面向海外市场的沿海加工基地,以廉价劳动力取得农村汇款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基层汇款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行，当然都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历史上政府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收取地主税收无视底层人民）与现代国家对农村的信贷支持】
分别描述了1500年以来,世界“资本中心”漂移和变迁的历史:首先是热那亚(放债给西班牙)、威尼斯(放债给荷兰),其次是荷兰(放牙债给英国)、英国(放债给美国),最终则是美国和日本以武力与金融垄断剥削全世界的当代统治结构之形成。20根据这种“资本中心”漂移的历程(或曰“资本的历程”),弗兰克进一步提出,如果我们把16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看作一场全球博弈的话,那么这种博弈的实质,就是全球经济贸易活动的参与者要在全球性的经济结构中为自己争取一个资本积累中心的位置。因为一旦获得这样一个有利位置，累就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源和经济剩余谋求自己的发展。弗兰克以“结构增熵”来描述这种结构互动、结构变迁:获得在全球结构中资本积累的有利位置,就可以把全球结构运动的利润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把代价、结构运动的“增熵”扩散到整个结构中去。毫无疑问的是,资本积累模式是对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均衡的破坏。换句话说，世界资界本中心总是遵循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框架把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剩余集中在自己手里。
于是,结构运动和变迁的结果一方面是欧洲地区的“崛起”,另一方面则是边缘地区作为“增长代价”的承担者日益陷入混乱和失序之中–这就是弗兰克所谓: “熵(发展的代价)被从经济秩序的中心排放到秩序的边缘地区,结果是中心的秩序和结构日益强大,边缘的秩序和结构日益解体。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有序增长,总是以边缘地区的无序和退化为前提的。”资本中心区域益强,生产劳动区域益弱,这就是所谓“无发展的增长”。
（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严重缺陷,就在于它深深陷进了牛顿力学时代的早期机械物理学中,而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热力学定律。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经济学,包括建立于其上的全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恰恰从科学进步、科学发展的视野看去,是落后的和片面的。）
（实际上，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驳资本主义市场是***戴着“商品交换”假面的“不平等交换”***时,他就是从热力学的视野出发去批判牛顿的机械力学的。）
【“世界体系”理论的具体化——“资本中心”扩张运动和结构增熵理论】
【商品交换（“牛顿力学式的观点”，源自“力的相互作用”，是互利共赢的）的不平等面（热力学定律的熵增概念，来自外部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枯竭带来外部的熵增，甚至达到毁灭地步）】
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能力,说白了就是吸收有用能量,排出无用能量的能力,就是把优质的资本、人力和资源抓在自己手里,把贫困、污染和老弱病残孤排斥在系统外的能力，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弗雷德里克·索迪指出：热力学定律“最终决定了政治能力的兴衰、国家自由与否，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它是人类普遍幸福的来源，同时也是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
1500 年以降，欧洲有 200 多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 500年来一直在打仗,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所以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的——一方面，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展和扩大。
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单纯从经济上很通俗地讲，第一需要很廉价的资源，资源之外，更为重要且关键的就是大规模的投资。
【军商合一体质及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带来的投资，推动了起于先进武器的新生产方式的确立】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政治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追求直线发展与注重结构内部平衡是两种不同的宇宙观。中国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隐情,自然也有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发展”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忽视自身的协调与平衡，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代中国政治向**“国家重商主义”转化的代价**。
【西方的追求直线发展与中国传统政治注重结构的内部平衡（“大一统”）】
实际上，正是按照亚当·斯密的逻辑，“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毋宁说是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分工和就业的扩大会带来收入和需求的下降,而交换和竞争的发展则会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这二者对资本积累而言是绝对不利的。按照伊懋可著名的论断，中国正是被如此发达的市场经济导入了**“高度平衡陷阱”**，而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与欧洲不同,在“漫长的16世纪”,中华帝国天下无敌的形象和其周边的地缘局势，使其缺乏军事扩张的根本动力，而统治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口，则使中国政治缺乏将资本和资源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制度偏好,从而推崇“均平”。士农工商各得其所的广泛分工就业及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的商品和劳动力的质优价廉,使中华帝国以其经济发达及和平主义的对外形象长期成为世界各国仰慕的对象。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中国视为“市场经济”的楷模和榜样时,他并没有预见到另一种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动力的资本主义方式会取代中国统治世界。）
【同时期的中国正如所说的”平衡式“的发展理念，而结构增熵的资本中心发展出资本主义】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总之,交通的变化(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形成)、经济的变化(实物、农业经济向商品货币经济)、政治的变化(贵族门阀士族向科举士大夫再向现代知识分子)、文化的变化(由经书向思想、舆论,由天子之礼向百姓伦理),是中国近世变化的关键点,也是中国历史变化的关键点。因此,宫崎市定指出,中国的“唐宋之变”早于欧洲三个世纪揭开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大幕。
但是，仅仅通过新的海上航线与东方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直接的贸易、对欧洲的兴起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对海上航行而言，距离并不是问题,安全才是最大的问题,因此,如果没有投资战争和武力的庞大资本（热那亚人投资西班牙，突破威尼斯在中亚的东西方贸易垄断），欧洲的远航和扩张，特别是打入繁华的东亚海上贸易圈,均不可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开创的战争金融与战争国债制度，才是欧洲兴起的真正动力所在。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棉花)和市场(棉布)都在美洲与亚洲,而不是来自英国内部的市场,除此之外,他更指出工业革命持续性投资的来源是英国的军事财政制度, “英国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而1840年之后,资金的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填充”,。这不但说明了*“工业革命”不是英国的独立产物*,而且更系统地证明了马克思曾经说过的那句话：“鸦片战争才是英国经济的血液。”
【西方的西方中心论与近代优越迷信，与西方崛起的真相】
马克思实际上也早就这样指出过：国债和国际信用制度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而且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上，这个“起点”更是由旧的资本中心迈向新的资本中心的起点
【国际信用制度作为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
因此,资本与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最简单地概括为:先是地中海银行资本家以军事投资的方式鼓励民族国家的战争冒险，然后私人投资家以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形式在1913年垄断了美国的发钞权。随着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为世界货币并与黄金挂钩，一个由资本家四处投资冒险,而由全世界为其投资买单和担保的时代才真正确立–只要全世界均认同美元和美国国债即可。因此,在现代世界结构中,“资本主义”属于上层结构,而市场经济和物质生产则是“中层结构”,小生产和小市场乃是“下层结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交换，发展生产力当然更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
因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开端总是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开端。正是这种粗浅的看法,使得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被简单地理解为“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人们总是忘记了所谓“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就是极少数人垄断支配国际信用体系以追求资本积累和利润率。
韦伯率先指出,欧洲国家以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统治世界的方式,其实是没有其“文化上的合法性”的,因此,韦伯才力图说明欧洲资本主义的文化合法性就在于新教。他指出:一旦脱离了新教,欧洲的统治依靠的就是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这其实就与野蛮人的统治没有区别。
（欧洲史的出发,比西亚史或者东亚史都要晚。特别是现今成为欧洲中心的北欧,本来更是后进国。但经过两次革命后,超越了其他地域,达到了最近世的阶段,处于全世界的领导地位。这是他们在极短的时日内从近世史毕业的结果。但是由于他们从后进国突然转换为先进国,所处地位急变,观察其他世界的现状时久欠反省,以现在类推和追溯过去,产生种种误解。东洋人本身的看法亦因这个急变而受到困惑。在我们猝然否定东洋比西洋更早开始的东洋的近世之前,请试站在马可·波罗的位置，看看元代,或化身为利玛窦,观察一下明代的社会。）
【中西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从哪个方面，近代中国都领先于欧洲；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论断，是军事暴力与金融垄造成的断后来居上的迷信，是**“用迷信说明历史”**】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若寻根追溯,所谓“道学”,实发端于北宋范仲淹时代士大夫阶级领导和发动的社会改革运动,此即所谓“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道学为中国历史留下了重要遗产，而其负面影响则大致有三：第一，所谓**“朋党”和“党争”**；
第二，道学是在反对佛教以人生为“虚无”的斗争中壮大的,它一方面肯定了人生为“实有”，另一方面用君臣、父子，夫妇伦常的等级制来反对佛家众生平等、本体平等的学说。这样,道学就以家族制度,特别是富民、大官僚家族的宗法制度,改造了儒学,更以三纲五常之说改造了道家太极学说中宇宙间“无主宰”的世界观,而成为大官僚宗法制的意识形态；
第三，道学家既然把君臣、父子、夫妇说成主宰宇宙之“三纲”，即支配宇宙秩序之唯一“天道自然”，那么，他们所倡导的“无为”，其实质上便是不允许破坏这种封建宗法制度的唯一性。故陶希圣先生这样批评道学家的“富民”立场: “贫富不均,本是天理。岂可使贫者富？最好还是让贫者贫，富者富。‘各安天分’吧！他（程颐）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他是主张无为无事,以改革为反天逆理的。”
在 15 世纪初的中国，最奋发有为的学问是张居正等所推崇的“实学”，是王阳明“贵我”“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心学”，而留心于现实经济、财政、司法乃至军事的，往往是太监而不是道学家，这实在是今天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道学”思想观念】
在上述三者中，货币问题与航海、海洋贸易之关系问题又是最首要的。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悬案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对海外贸易总缺乏一个积极的态度呢？甚至在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称霸海洋的时代，竟然也多次出现了“海禁”的反复？这一重要问题并不能以中国文化“先天的闭关自守性”来解释，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道学家的“干扰和破坏”，这里最为核心之原因，首先就是货币问题。
简单地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包括黄金和白银在内的贵金属产量很低的国家，这造成了严重的货币短缺问题，亦成为中国历代政治和财政经济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对历代中国王朝来说，虽然什么商品都可以下海,但货币是不能下海的。比如,唐代即有防范金、银、铁从边关贸易流出的禁令,《唐律疏议》曾记载“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南宋虽然奖励海外贸易,但是严令“铜不下海”。12元代自忽必烈起，一方面鼓励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则严令“金银铜铁货不许下海”,所谓“金银铜铁货”、其中除铁是武器制造的原料外,其余都是贵金属，而在国家信用货币不能确立的时代，特别是在多币种混用的体制下，金银铜铁等，因其自然属性而必然充当稀缺性货币的角色，其流失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故对货币流失海外的担忧自古皆然。
【贵金属等资源匮缺】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中国，“礼”包含着“法”，法是礼的一部分，因为礼所讲述的是天下秩序，而这就是中国的礼与西方近代的“国际法”的区别。在礼制的视野里，中国与四夷的关系是宾主关系，是康德所谓“主人与客人的关系”、而不是黑格尔所谓“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中国的外交，依据的是“礼”，即待客之道，而非西方的“国际法”。故这些话可以说是讲到了中国固有之“朝贡制度”的实质：不依靠武力威胁(“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而依靠文化和经济交流(“蛮貊异国,重译而至”)的力量,建立世界秩序。更进一步说就是:按照文化、经济交流关系的密切程度来保持的远近、亲疏不同的多元关系。(“则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执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来远者不以武，德义修而任贤良也。”）
【“以德治海”政策，“德化四夷”思想】
随着航海规模的扩大、航海次数的频仍,沿河的森林几乎被砍伐光了，而从远离河道的深山中运出木材，成本则越来越高，这最终导致建造大型的、可供远洋的宝船的代价过于高昂，明朝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遭遇了生态和市场的瓶颈，是其最终不得不停下来的一大重要原因。
（明朝应对制约远航贸易的木材短缺问题的办法是:一方面,禁止大规模的民间砍树、造船、下海;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海洋朝贡贸易体制”代替国家支持的大远洋。所谓海洋朝贡体制的实质,一是以中国购买力为基础的“德政”海外分配机制,二是通过设立“海上贸易中继站”的方式,以中小型船只代替巨轮进行航海活动。）
【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问题】
故一方面看来,所谓“倭寇”仿佛是个“跨国犯罪集团”,它的主要据点是作为走私贸易中心的日本南部五岛、平户和浙,江双屿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去,终明一代,倭寇海盗势力日益巨大(明中叶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也纷纷加入东南海盗的队伍),其头目一直以浙江、福建的中国人为主,而他们更与中国国内的豪门巨商勾结联络,所以,倭寇问题不是单纯的国际问题,更不是单纯的日本问题,而是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大、国内外贸巨商的崛起,近世中国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发展、激化之结果。
具体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豪门巨商的势力也日益扩大，他们在垄断国内商业贸易的同时,也力图垄断海外贸易。其中南京、北京的豪门巨商与浙江、福建沿海的民间走私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后者则是海盗的主要依靠力量。故而,明嘉靖时代积极主张打击倭寇海盗的浙江巡抚朱纨就曾经这样感慨地说: “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21他所说的“中国衣冠之盗”,就是指与海盗相勾结进行走私贸易活动的巨商大族,因为海盗集团与南京、北京的官商都有密切的联系,从而在朝廷中具有深刻的官商勾结的关系网络,正是由于他们内外勾结,最终竟然导致朱纨在朝廷中遭弹劾而自杀,朱纨的继任者胡宗宪,也同样因打击海盗有功反遭弹劾下狱。这说明海盗、倭寇和豪商官僚之间盘根错节,已经结成了十分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
【倭寇势力】
从这个角度说，一个“新中华”的构想,最初也是在南洋发生的,或者说是“南洋中国”的产物——而恰恰是这一点，为我们从中国内部,特别是从海洋朝贡体系之变迁观察近代中国之革命,而非将中国革命简单地视为“西方冲击”的结果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视点。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由此更可见,世界史并不是随着西洋“发现世界”的航海才被揭开的,欧洲的海洋殖民和帝国主义活动,也并非世界史唯一的、根本的动力。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中常常被忽略的,乃是横贯欧亚的大陆强权之间的交往、交融、冲突和竞争,这些交融与竞争既构成了元、明、清三个中国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也是世界史展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其中、奥斯曼帝国、帖木儿汗国、金帐汗国、萨非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之间长期的交往和博弈,亦是世界史研究者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使得欧洲、西亚、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深刻地嵌入中国的地缘政治理念之中,使得中国的北方地区成了一个被欧文·拉铁摩尔称为“内亚洲”或者“内亚一欧”的国际化色彩很强的区域,而所谓明清之变,其实就是在这个“内亚洲”区域中发生的,清朝的兴起的根本原因,也只能从蒙古、东北亚和明朝之间的多方博弈中才能看出。
【大陆强权博弈下展开的世界史】
回顾历史,我们深刻认识到:正是1570年的俺答封贡,特别是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和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为欧亚大陆的和平,为这一区域的文化、贸易交流奠定了基础。它以和平的方式推动了跨国市场的扩大。明代后期以来分裂为二的南北蒙古地区,最终被《尼布楚条约》保证的跨境贸易统一起来：漠南蒙古著名的贸易城市为归化城、多伦、热河,而漠北则有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客商不断地以他们雄厚的商业资本,投资北方商道上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使得商人足迹所至,创造了一个以贸易和商业联系起来的巨大市场,也开拓、创造了一系列新大陆上的北方城市。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已经被人们遗忘的琉球海洋贸易和北方恰克图贸易,实则开创了一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伟大时代**。明清两朝均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了贸易和市场的跨国化，并将国家间的关系由敌我关系改造为宾主关系,从而与近代西方以金融资本、军事扩张的方式推动的“全球化”拉开了距离。
【和平的、互相尊重、多元的大陆条约体系】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年），世界史的大转折
魏源已经讲得很清楚：明朝初年，白银还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亦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 “钱法”，却并没有“银法”。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到嘉靖年间（16世纪40 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逐社会,终于在货币流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这更充分暴露了明代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财政机制，户部太仓库不过是京师银库之一,而非中央财政核心,因为户部根本无权管理太仆寺常盈库、工部节慎库、光禄寺银库,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不能节制,而皇帝的三大内库(内承运库、广惠库、东裕库)更是不受国家财政管辖,皇帝只是在内库困窘之时,便名正言顺地向户部太仓伸手,带头破坏国家财政而已。张居正奏折中多有劝阻皇帝向国库伸手之论,其实便在于此”。）
【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过程】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得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人们一方面造成税收的重心仍在土地,而土地所产者为米粮;另一方面,国家税收的工具却是白银,白银则主要掌握在富商大贾手中。农民缴税,便要把粮米兑成钱,再以铜钱换成白银,一旦丰收,则钱贵谷贱,一旦白银供应短缺,则银贵钱贱,农民因国家税收用银、从此就要遭受多重盘剥。更有甚者、银一钱兑换机制，则又全为富民、豪商所把握,他们通过这种兑换机制,即可坐地进行资本剥削,何况熔铸银锭的银炉也掌握在豪商、富民手中、这在客观上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在国家财政与税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掌握国家命脉之能力，自是得以空前高涨，当然，这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的日常生活之中。张居正所推行的以货币囤积为目标的重商主义政策.
【巨商掌握货币影响】
因而，所谓**“国家财政”，其实质就在通过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掌握和调控经济，此乃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的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就丧失了对商人阶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我们知道,西班牙人于1500年左右到美洲的目的本是找金子,而在16世纪30年代却意外地发现了白银——1530年是中国明代的嘉靖九年,这一年明王朝也发生了一件轰动官场的事,它也与白银有关、即当时的福建延平县令徐阶因成功处理了当地盗窃国家银矿的案件而名声大噪,徐阶后官至首辅,他入阁主政后,随即提拔了张居正为国子监司业,并推举张担任后来成为隆庆帝的裕王(朱载屋)的教师。嘉庆末年(1820),朝廷采纳徐阶的建议,停开铜矿,停宝源局铸钱。就在那个时候,徐阶发出了的呼吁,这代表了明朝货币政策的极大转向。
“隆庆元年，明朝开放海禁，同时结束了免征海外贸易税的政策，开始大规模对海外贸易征税。宫崎市定指出,这一事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阿特威尔很犀利的地方是把张居正改革纳入一个世界的视野中去观察,指出了张居正式的改革过于依赖外贸、过于依赖世界货币市场供应的致命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明代中期市场和生产都大幅扩大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反而下降了,这突出地表现为混乱的币制不能治理、基层不能组织这一明代政治的根本方面。他的论述令我们耳目一新。）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
第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 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组织一切的,总体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统一的国家财政制度,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导致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纵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师徒相授、子承父业的吏，与地方豪强相结合，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封建贵族阶层，这也就是所谓的“吏有封建”。同时，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开始的原因。
第二,自隆庆元年引进白银以来,非但中国原有的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之间的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和解决,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体制在西方的形成,中国日益由一个货币短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通过垄断货币以自肥,阻碍中国前进和发展的地主一商人阶级**,也在近500年的发展中,一变而为利用外国金融资本、吸纳中国人民的财富以自肥的买办资本、买办资产阶级。鸦片战争以来，正是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将中华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使国家不成样子、人民饥寒交迫，这也迫使以孙中山和毛泽东为先导和旗帜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种苦难的命运。从基层建立农民组织,打倒封建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铲除500年养成的政治毒瘤,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向宗旨。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革命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就是要记住孙中山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也就是要记住毛泽东的教诲，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当然，从表面上看，明朝是亡于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的——这一点乃是钱穆、傅斯年以来的“民国历史学家”一直坚持的，也是至今一般教科书上所能够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妨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起义和边患、“外寇”和“流寇”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但明朝为什么在三个最“无为”的皇帝（嘉靖、隆庆和万历）手里竟然号称“盛世”，而到了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力图“有为”的崇祯皇帝手里，它却一朝崩溃了呢？可见这种表面化的解释是无力的。明亡的根本原因,像其他帝国一样,主要还是它的经济崩溃了。这种经济崩溃的最根本原因，一方面是明代对国际性货币——白银进口的依赖，这使它的财政和经济最终要受到国际白银生产的制约;另一方面则是它对对外贸易的依赖,即过于外向型的经济造成了国内农业生产的货币化和区域化,结果那些最为市场化的地区反而不能应对灾荒和粮食的短缺,因为它们在粮食供给方面不能自给自足。
也就是说,导致明朝经济崩溃的,恰恰是那些促进它在嘉靖、隆庆和万历的“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大繁荣的因素,更准确地说,是这些因素的过度实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代国家过于依赖世界市场和货币进口，乃至将一切交给“市场”、而忽略了国家组织建设和社会“保护”,特别是忽视了货币金融的安全和粮食生产的安全。明王朝的改革开放是典型的舍本逐末、被动型的改革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明朝问题之关键不是闭关自守、不改革开放、不搞市场经济,而是“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明代灭亡的经验教训，不是“外寇”和“流寇”，而是500 年来“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社会结构，不事生产的商人在漫长历史上的消极作用，和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垄断等问题。再反观共产党吸取了明道教无为的教训，组织起了基层力量，并确立了人民币作为国家主权货币的地位。黄仁宇说：只有上看货币财政独立，下看基层建设，才能“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诚哉斯言！】
在他看来,周制所代表的“道统”陷于土崩瓦解,乃是国家政治持续衰败的真正原因。作为“先王之制”的周制之瓦解,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文治与武功”的分离、“官与吏”的分离。
人类现代历史上一直有两种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一种是建立在“固本”基础上的开放,比如以金融与工业之紧密结合立国的美国,再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顺混乱的货币体系,建立基层组织,努力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体系、工业体系。这种对外开放的前提是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的有效社会组织,同时,为经济发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心脏,建立牢固的财政税收体系,如此才能有健全的国内市场和产业结构,才有旺盛的生产能力,而这样的开放总能以我为主、取人之长,我们说这种开放是主动的,是以自力更生为基础的。还有一种被动的开放是由于没有确立起基自己的财政、税收和货币信用体系,甚至内部的货币-税收体制一派混乱,所以只能靠外面力量的刺激来维持内部的经济。这种对外开放当然也能带来表面的增长,但这种发展是依赖型的发展,明代中后期的开放就是这后一种对外开放的典型。
由于小块土地的抵押、承租、转借和非正式的买卖,已经将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搞得面目全非,故“土地所有权”面目不清始终是历代税收之最大难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当然就绝非西方意义上之土地私有制。同时人们往往又不懂得:当农民生活无法周济之时,小块土地的抵押、承租、转借,乃是他们救急求生的唯一金融借贷手段,这种产权不完备的土地制度,恰恰又充当着基层日常性、临时性的金融借贷机制。因此,要在中国农村实行土地产权明晰的、西方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化,客观上就等于取消了农村唯一的金融借贷机制，从而使这个土地私有化方案成为现实中根本无法操作的天方夜谭——而这一点，恰恰是西方人及国民党时代那些高高在上的知识阶级永远都不会了解的社会秘密。
【国民党土地私有化的错误观念】
所谓“英雄造时势”,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创造中国革命胜利大势的英雄群体，而毛泽东就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把天道由天下秩序、自然法则和终极道德理想转变为现实的制度,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他又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工作与信仰、信用紧紧联系在一起，铸成这种联系的,就是对牺牲者的责任、愧疚,就是对在我们的前面英勇地牺牲了的烈士的承诺。这种建立在我们与牺牲者之间的信用关系,就是新中国信用制度的根源和基础,它使我们的工作既是日常的、世俗的，同时也是神圣的、永恒的，圣人制礼作乐，而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则在于把中国传统的礼乐共同体转变为新中国——一个新的礼乐共同体。
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这样告诫我们党说: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对党员干部最严厉的惩罚，所针对的是“浪费”,而非“贪污”,因为对共产党人来说,不能用贪污和不贪污这,个剥削阶级的标准来要求党员和干部。毛泽东更这样说到革命者的责任伦理: “为了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想过这个问题?我是经常想这个问题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再思此语，今昔对照，桃花扇底说前朝,岂是“感慨系之”所能道尽?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近代意义上的中国资产阶级其实是“长途贸易”的产物，这样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般地与生产和贸易的经营者有关系,而是与长途贸易有着最为根本的关系，长途贸易是理解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马克思的论断很经典地说清楚了：专业性的信用机构，乃是长途跨国贸易的必然产物，它会与生产、贸易的发展一起增长。他的这一论断也很好地解释了晋商是怎样的一种商人，他们为什么会从边关贸易商发展为长途贸易商，并且最终发展为票号资本即信用资本。
1823年左右,中国第一家成规模的票号日升昌及其横跨北方共同的顶峰。山西票号兴起的基础,在于它创造了一套严格的信用管理制 市场的信用网络在山西平遥诞生了。票号的诞生,标志着晋商由商人资本向信用资本的过渡,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顶峰。）
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并不投资战争。正因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投资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格莱斯顿勋爵之所以说英格兰银行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就是由于投资战争是银行家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帝国主义的时代,山西票号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明发展来的票号资本与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不同】
从整个发展的历史来看,山西票号本不是一个向国家发债的私人金融机构,而主要是一个经营借贷、汇兑和异地划拨的信托机构,它不能以国家信誉和国家税收作抵押而拥有发钞权,也没有发行国家债券的权利。与西方的私人银行不同,它无法投资战争这桩最大的“生意”,它更不是国家的债主,更不会凌驾于国家之上,最终发展为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弱小。
晋商和山西票号的衰落，还必须从它所投资的主要对象-—国际长途贸易的衰落中寻找原因。金融与生产相脱节,即不投资生产,而主要投资贩运，同时与生产和技术创新相脱节，这本是中国商人的固有缺陷。
对于这个问题，500 年来认识得最为清楚的，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北方拒俄,南方抗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包括毛岸英烈士等多少英雄儿女血洒疆场，所以奋斗不息者，换取的就是四个字：独立自主。如今，中国政府可以不屈服于任何外在压力和威胁，能够只遵从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行事，包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改革开放，这就是由我们伟大前人们的壮烈牺牲换来的。
下篇 漫长的十九世纪
导语
第一,“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于尔根·哈贝马斯)。 之所以说“漫长的19世纪”是“未完成的世纪”,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短促的20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结束后,人类历史仿佛又退回到“漫长的19世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我们依然面临“死去的时代”——“漫长的19世纪”可能复活的威胁。另一个原因则是,“漫长的19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出乎意料”的结果,作为“现代性的后果”,全人类都被抛入变动不居、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现代世界”(安东尼·吉登斯)。**一方面是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金融扩张的全球化，另一方面则是南北差距拉大,殖民地人民和世界劳动者阶级的反抗此起彼伏(列宁)。**总之，“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题，在“漫长的 19世纪”一个都没有解决（邓小平），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与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究竟谁战胜谁的问题，依然还是没有结论(毛泽东)。
第二，“漫长的 19世纪”还是一个**“颠倒的世纪”（卡尔·马克思）。这种颠倒就是指“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制约并支配物质生产和市场交换,“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并支配“世界经济”(费尔南·布罗代尔）**。同时，这也就是指投资国制约并支配生产和资源出口国，“发达国家”制约并支配“发展中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军事和金融霸权制约并支配全世界(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依附理论)。
第三，“漫长的 19世纪”总体上看来又是欧美列强的军事暴力和金融垄断支配世界的世纪,但是,这个靠“军事实力”和“金融财力”说话的时代，是一个权力的运用没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霸权主义时代，因而就不是一个“文明”的时代。也正是因为“现代性”成了一个问题，它才鼓舞和激励了我们伟大的先行者一代又一代地思索奋斗、殚精竭虑,为创造一个合理、平等的现代世界而思考、斗争和牺牲。
“漫长的19世纪”形成了人类思想的高峰期。从康德的“世界永久和平”祈愿到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从黑格尔的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世界革命”,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催生新中国、新世界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世纪航船的桅杆,在历史的波涛中反复出现在旧世界的地平线上,但是,仿佛在一刹那间，它又转瞬即逝，再次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
第一节 重新思考19世纪
斯密的上述判断,构成了费正清所指出的那个最为简单的事实:在斯密那个时代，欧洲农奴的生活状态肯定比中国的小农要差得多于是,与中国相比,欧洲社会内含着更为迫切的革命需要,**正是由于丧失了农业革命或“勤劳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才被迫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最富有启示性的,是沃勒斯坦辩证的解释:英国恰恰是由于其农业“落后”，才造成了它19世纪的“先进”；而中国则是由于其长期农业“先进”，反而导致了 19 世纪的“落后”。
沃勒斯坦在比较中英两国的土地制度时曾这样指出:自16世纪就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之所以一开始没有招致反抗,乃是因为欧洲原有的土地制度是与**落后的“农奴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欧洲的农奴本来就没有土地,所谓圈地运动“剥夺农奴土地”的说法也根本无从说起,英国所圈者主要是大片因战乱而荒芜的“公地”,而非自耕农土地。**欧洲的农奴本来一无所有,他们在圈地中失去的也不过是“枷锁”而已。
英国恰恰是因其土地制度的“落后”（大量依靠农奴劳动）反而走向了“先进” (圈地和土地经营的资本化),而中国因其“先进”(小农土地所有制的平均和平等)而导致“落后”(无法实行大规模的土地资本化经营）。
【“落后”的反而后来“先进”】
当然，能够像马尔萨斯或者恩格斯那样透过表象看出欧洲现代文明起源的恶的本质者,在思想史上并不多见。相反,人们往往将现代西方文明的起源抽象地追溯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却偏偏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权势”这句格言方才道出了欧洲文艺复兴的真正主题,而这个主题最初就体现在佛罗伦萨那位著名的国务秘书–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于1515年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政治名篇《君主论》中。因为在他那里,所谓古典精神的复兴,也就是古罗马权势主义和霸权精神的复兴,而且在他那里,也最为深刻地表现了当时的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走投无路,因而必须铤而走险的真实历史处境。
马基雅维利说，“受他人骚扰会激起征服的欲望和必需”，“凶猛和征服是沦落了的民族新生所必需的美德”,“像狮子一样凶猛,同时又像狐狸一样狡诈”——这才是“文艺复兴”所需要的“美德”和“品格”,这个文艺复兴所要反对的,正是奥古斯丁这样的名言: “一旦没有了正义,国家的统治将会完全依赖赤裸裸的掠夺来维持。”
正如西方经济传统的真正代言人是马尔萨斯，并不是斯密那样西方现代政治传统的奠基者，**从来就不是形形色色主张“人权大于主权”的伪善的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学者，而是坚定地主张“主权大于人权”、霸权大于正义、战争比和平更为现实而有效的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在马基雅维利之后，还没有哪一个西方学者敢于绕过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妄谈“政治”与西方政治传统。
【西方价值体系的根源，是“狮子与狐狸”，资本主义的“狐狸”特性】
现代军事行动所采取的“空中打击”和“海上封锁”的战争形式， 第一次使得平民——敌对方的人民成为战争攻击的主要目标，**施密特所谓“(生存)空间革命” “海洋时代” “新国际法时代”的降临,更是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对其他国家主权漠视的基础上的，它的前提是“海洋自由论”:海洋无产权、“占有”即“拥有”、强权即公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以争夺利益为本位的“全球市民社会”扩张中，一切“国家主权”都是偶然的、临时性的。
一旦我们认识到19世纪是以暴力和霸权逻辑对人类价值谱系的大颠倒为前提发生的,按照尼采所叙述的全新的价值谱系,既然1840年的中国是被“打败”的,再来辩论中国与英国究竟谁对谁错,谁代表“文明”、谁代表“更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从根本上就变得毫无意义。1840年的中国“打”不过英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最为斩钉截铁的“价值验证”。在**“超于善恶之上”的“权力意志”视野里**，“好与坏”“善与恶”“是与非”“文明与不文明”等标准全都不过只是“弱者的虚构” 而已。在“现代世界”的人口处，只有“强与弱”“死与活”这两条路可供选择——弱者和战败的一方如果选择活下去，就必须将愚昧落后、“发展的陷阱”等所有罪名承担起来。因为在19世纪欧洲的道德谱系中,最恶劣的道德就是“软弱”,而文弱就是“奴隶的原罪”。在军事暴力和战争债务驱动的世界里，只有“枪杆子”和“债印子”才是“硬道理”。
因此,我们必须看到:鸦片战争不但使英国在19世纪获得了统治中国、亚洲和世界的权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霸权主义者掌握了现代历史叙述的“话语权”、文化霸权。**正是这种关于现代世界史的普遍主义叙述,正是这种“价值的颠倒”,正是这种文化霸权,才使得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被叙述成“道义”的战争。 重新反思19世纪，就意味着要悬置“近代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既成的说辞,先去直面军事暴力、金融垄断、文化霸权等最基本的历史真实，去面对19世纪欧洲的上述“价值颠倒”,重新检讨19世纪欧洲对“人类道德谱系”的重新书写。反之,只有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去“解放思想”——不假反思地将19世纪视为“现代”的开端和标志，不假反思地将19世纪的“霸权主义模式”视为检验“现代”的标准和尺度,才会“自然地”得出鸦片战争是“文明战胜愚昧”的正义战争的结论。 是否接受 19 世纪“强权逻辑”为“现代”普世标准，也是判定中国是否一贯“愚昧野蛮”的前提,而判定中国一贯“愚昧野蛮”,则是全盘接受 **19世纪“强权逻辑”**普世性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忘记了:使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主导的世界史叙述得以成立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场战争，即鸦片战争的胜负。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的过程。
【19世纪国家兴衰的原因，击破西方所谓的“文明发展”，揭露野蛮的现实，靠霸权和战争，同时在思想上也进行文化霸权】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绝非仅仅“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更是靠它们长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债体系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活动，而鸦片战争不过是以暴力的方式揭开了现代世界由资本投资主导的债务剥削体系的铁幕而已。
无论曾国藩本人如何号称“中正”，他都实在不是依靠其所号称的“中正”信条或者信念崛起的,恰恰相反,彻底的实用主义才是他的政治信条。在曾国藩看来,要想掌握军费、军饷,使得军队具有战斗力,就不得不听任胥吏、幕僚和军队的横暴乃至抢劫,他对彻底改造“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制度丝毫没有任何兴趣,曾国藩的所谓政治“智慧”,反而是顺应这种制度和陋规: “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能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泰甚’者耳。”
第三节 国债和资本
“民族一国家”这样的写法和提法,并不全是简单的语言游戏，因为它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历史秘密，即不是“民族”先于“国家”而形成，恰恰相反，欧洲真实的历史昭示着：总是先有“国家”，然后才有“民族”。**“民族精神”“民族美德”，甚至单一的“民族历史”等“观念”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赋予作为暴力和权力垄断者的国家主权以合法性与正当性。如果权力自身不能构成权力的理由，那么使得国家合法垄断权力和暴力的理由–或曰“国家存在的理由”,其实只能是“民族”。**只有为了维护“民族的美德”、彰显“民族精神”、继承和创造民族的“历史”、推动“民族文化”,作为“守护神”和民族代言人的国家方才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当黑格尔指出“观念构成国家存在的真正理由和基础”3的时候，他在这里所说的观念就是“一国应该构成一个民族的观念”。
【欧洲民族观念先行，国家分散难统一】
尽管欧洲内部 400年的战乱消灭了 170 多个国家，最终却并没有促成欧洲内部的统一,而是将欧洲的基本政治单位僵持和稳定在“民族国家”这一制度上。到19世纪末,欧洲政治体的数目基本上达到稳定,且这些政治体都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式。最近100多年的历史进一步表明,欧洲既不可能真正超越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欧洲帝国”,也不可能退回到400年前200多个封建邦国群雄并起的状态。
【战争一直是欧洲的主题，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的状态】
在“教皇与恺撒”即教会与国王的斗争中，正是通过“精明的睿智,以物质财富来弥补权势的不足”,“智识胜过自然,机谋胜过蛮力”,“如果扮演不了雄狮,就扮演狐狸,见风使舵、韬光养晦,等待有利时机,并且**在一切可能之处不流血地获取权势”等原则的确立,一种政治体制——现代民族国家之雏形得以诞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阶级–现代金融资产阶级在地中海、意大利的诞生。**如果用马基雅维利那个流传千古的经典比喻来说,就是恐怕没有什么比“狐狸”更能形容资本主义的“性格”了、亦如没有什么比“狮子加狐狸”更能形象地说明金融与武力所推动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
【教权控制下放贷生存策略，支配军事国家，资本主义金融服务业初始】
通过对地中海城市国家诞生的债券业务的研究,布罗代尔提出了一个不同于马克思资本“原始积累”理论的重要见解:资本积累的最初来源并不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庞大的“国家债务利息”。同时,巨额利息的来源又是庞大债务的积累,以及对债务的经营和管理,这造成了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最一般形式。
欧洲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所谓“国会”，实乃一为确保还款而设立的征税机构；所谓“君主立宪”，乃是限制荷兰出身的君主及阿姆斯特丹银行无节制地汲取英国百姓税收财富的制度；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君主立宪体制之实质，其根本就在于此，它绝无晚清改良派所说的那种政治神秘。
民族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建构,其实是在弥补战争损失中完成的。 这个过程的实质，也就是致力于把战争的代价转嫁到殖民地和“全体国民”的头上,而通过发明有效的机制,使得“国民”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代价，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它深深地牵扯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牵扯到为了寻找最终的“付费者”,国家不得不面对具有支付能力的“市民社会”,从而发展出国家一市民社会间的谈判技巧。这一过程也表明国家的“强制”能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懂得了如何以谈判和妥协的方式对社会进行“强制”。
【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面纱下。流通税、收入税、市场机制】
总体来说,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秘密”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产生的秘密”确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银行家以信贷的方式投资战争,国家以主权和官僚制的形式经营管理战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上层结构；而“民族”和“市民社会”被呼唤出来，则是为战争承担代价,这又构成了基础结构–这大致上就是欧洲式的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战争财政被建构起来的基本步骤。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任何国债,均不得着眼于国家的对外战争加以制订。 ——康德《永久和平论》
马克思曾把康德哲学视为1780-1815年法国和欧洲状况在思想上的复杂反映,并把康德视为欧洲现代**“思想革命”**的开端。这首先是因为第一个把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特别是躲在国家背后并役使它的金融资产阶级霸权的兴起视为人类历史“大灾变”而进行批判的欧洲思想家，就是康德。
**康德对民族国家的批判,就是对战争的批判。他对战争的批判,又是对金融家放债而国家靠发债券驱动战争的资本主义暴力形式的批判。**批判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并将这种批判引向对金融垄断体制的批判,是康德晚年最为重要的思想工作。
在这些论述中,康德其实预言了*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战争国债耗尽了一个国家的税收，又势必牵连那些向它放债的国家，从而导致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理性”是最核心的范畴,而它所针对的就是“战争”这一最大的“非理性行为”。所谓“理性的批判”，就是寻找人类合作、和平交往的行为方式，以排除战争这一非理性形式。
【康德对理性的呼吁】
在这里,黑格尔清晰地阐释了战争为什么对现代欧洲来说是重要 的，为什么战争是推动欧洲前进的根本力量。第一，如果没有对外战争,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唯一目的的市民社会就会因内部的互相竞争而瓦解;第二,市民社会是孤立的行会制度,只有战争才能使其团结一致，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第三，市民社会追求的唯一目标便是一获得和享受物质财富，市民是物质享受的奴隶,而战争则使得他们认识到精神的本质：主人翁精神和牺牲品格。
因此，没有战争，就没有国家，而没有国家，就没有市民社会团结和持续发展、壮大；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财富，就没有战争，没有战争,也便没有财富。欧洲的现代性,就是这样围绕着国家和市民社会，围绕着战争与财富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市民社会的目标是财富，国家的目标则是战争,通过战争,国家将自私自利的市民社会提高到大公无私的精神层次，而这就是黑格尔抽象的精神辩证法的实质所在。
**在康德那里,作为“天赋人权”的自由,是批判西方民族国家的武器,因此他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在黑格尔那里,自由成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了发财的自由,成了为发财而掠夺他人的自由,成了以富强之名欺凌弱国的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启蒙”的逻辑中,所谓的“普世价值”-“普遍人权”总是与全球市民社会、“私有产权”、个人自由–最终便是与基督教信仰的落实联系在一起。
【黑格尔的“发财自由”】
到此，马克思才算真正“颠倒”了黑格尔。**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进步不是由于人类先天的“精神性”，而恰恰是由于人先天的物质性、被动性。**人因其先天的被动性而不得不生产，正如无产者因其贫困而不得不劳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并不在于历史中潜伏着的精神“因素”,“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皆是其所遭压迫使然。并不是先天的自由精神，而是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肉体”的痛苦——被动的、物质性的处境，成为社会革命和历史进步的火车头。
我们尤其必须记住，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力”并非指一般的“筋肉的活动”,而是指“生产能力”,指无产阶级阶级能力的不断增进和提高，它不仅仅是指劳动的能力，而且更是指**“管理和支配生产与交换活动的能力”,最终就是指管理现代社会的能力**。一无所有的劳动者阶级,可以依靠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战胜自己的敌人,同时战胜自己先天的匮乏和被动性，正如人类依靠社会组织战胜强大的动物世界，同时也战胜了自己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本身的敌人,并非拿枪和不拿枪、占有或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而是自身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当劳动者阶级不能组织起来并不断推动社会组织的变革之时，当他们不能够在整个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全面显示出其组织、领导能力之时，他们就只是不折不扣的“穷人”和“流氓”无产者而已。
【马克思对于生产资料，物质的生存条件等的论述】
这个跨国的金融资本家阶级，不但全面剥削和统治欧洲社会，而且通过金融放贷的方式统治世界上的各民族，因此，列宁说，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空喊“民主” “主权”的口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人们即使需要一个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形式上的民主，也必须首先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摧毁现存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特别是实行财政金融领域的公共性,只有财政、金融是真正公共性的,只有像《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使资本成为公共的”，才能实现那种建设在“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同时，也只有打倒帝国主义的掠夺,才能恢复一个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场”。同样地,只有给予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才能在此基础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以打倒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在旷日持久的碰撞中,“正义”和“自然法”逐渐向权力低头、妥协、这使得欧洲古典政治学的要旨-“善优于权力”逐步转化为近代西方政治学的核心——“权力（或权利）优于善”。“近世以来，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基本演变轨迹是:先从所谓的**‘自然法’(natural law)转变为‘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s);而在‘自然’这个词贬值以后,所谓”自然权利,就变成了“人的权利,(human rights),即今天所谓的”人权’**——这一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再到‘人的权利’的转变过程，也就是西方走向政治虚无主义的过程。”
【文化共识、文化合法性】
康有为说：“文王,周始受命之王,王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承载天命，也就是“化生万物”，而非代表抽象的秩序，恰恰相反，只有摆脱了既成的是非善恶、个人的好恶，才能与天地同好恶，与万民同好恶。与天地同好恶，与万民同好恶，斯为“大同”，大同也就是“公”。
康有为说，总体来说，西方社会不好，而这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法治，没有秩序，恰是因为它是强权支配的秩序，它造成了空前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压迫，而且听任这种压迫的存在，它造成了“人生苦”，却不能够回应和解决这种苦难，是不能回应众生苦难的社会,无论它怎样标榜法治、标榜秩序,这种背离“天道”的政治,造成的必然是一个离理想的大同社会非常遥远的世界。西方近代以来制度的核心,就是人人各自为己的私有制度,是把权力争夺神圣化了的暴力制度，这个制度在价值上是虚无的，在伦理上是没有基础的，举凡西方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国家间的不平等，特别是严酷的阶级压迫剥削制度，无不根源于私有制度。
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大同社会,即实现康有为所说的共产社会呢？康有为认为，这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第一，科学技术，特别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第二，政治制度的变革，由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大公政府”。第三，未来的大同世界是文明的世界。康有为认为,这种新文明的重要表现和标志,就是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体, “创新”成为大同社会的根本追求。第四，大同世界是人人平等的世界，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世界。为了防止大同世界的退化，康有为指出，尽管大同世界反对为了私有财产而竞争，却鼓励各共同体及个人为了科技进步和公共福利的改善进行充分的竞争，这就是以所谓“公竞争”代替“私竞争”。同时,他主张对发明创造、科技创新、文化创新进行重奖,主张这种奖励以荣誉奖励为主,也包括物质奖励，而且，他还主张各分政府可以拥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财政自主权，以便通过征税对公共福利设施不断进行改善。
【康有为与大同世界】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这说明即使工业革命得以产生的动力,也不是英国的先进和发达,而恰恰是英国的短缺,即对英国来说,煤的生产起初只是为了应对燃料的严重短缺,它起初显然不是为了用于军事目的–尽管英国是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推动欧洲能源革命的力量不仅是煤,也包括风能和,水能,在工业革命初期,水能的作用比煤更重要,但是,由煤的生产而导致铁和钢的巨大需求,是一个煤被运用后的一连串的或然性结果,公平地说,它们被运用于军事目的和战争,其实是当初煤的开采者并没有想到的。
【一系列偶然事件导致“大逆转”的发生】
1840 年鸦片战争一举反转了持续 300 多年东风压倒西风的世界体系,确实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必然结果”更是多种彼此没有联系的、偶然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碰撞”所造成的“出乎意料”的结果。一句话,这种反转其实是“历史耦合”作用的结果,即它不是船坚炮利、工业革命、鸦片贸易、白银价格波动、世界货币体系调整等其中任何一个原因单独造成的,而是这一系列带有偶然性的原因综合在一起的结果。
因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欧洲人确实“创造了历史，但是，是在他们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创造的”。
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这部言简意赅的杰作中所指出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产生于欧洲的事先设计好了的方案,恰恰相反，即使对欧洲而言，现代性和现代世界同样也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正因如此，作为“现代性的后果”，欧洲连同整个世界才都被抛入了一个变动不居、充满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现代世界中。他还说，**“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因为它不是任何一种历史传统的延续，而是与人类所有文明传统的大断裂,更是欧洲传统自身的大断裂。
正因如此，吉登斯指出，我们既*不能把现代性与现代世界的产生归结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随后的工业化进程,不能将其归结为以金融控制为最鲜明表征的“象征系统”的发展,也不能将其归结为民族国家所代表的“监控机制”的不断发达,甚至也不能将其归结为欧洲军事技术的长期领先造成的霸权强制。总之，不能归之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及其“决定性作用”。故而,吉登斯力图用“工业主义一象征系统一监控系统一军事技术”***这四大因素构成的交互作用的“矛盾关系网络”来复杂地观察现代世界的发生及其结构运动,吉登斯认为,在这个彼此作用的矛盾网络中,没有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但是,它们是“互相决定”的——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造成整个结构的整体变迁。
与其他宇宙观和社会观不同，中国文明将宇宙和人类社会历史理解为在相互矛盾中“本然自生”的有机体运动,也就是说,世界不是“救世主” “造物主”的创造，而是在物质空间（五行）与时间（四季）的矛盾运动（阴阳）转换中宇宙和人类历史的运动。与之不同,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则总是把宇宙和人类社会视为“造物主”的产物,因此,它们总是需要逻各斯、主神、“精神”或者“第一因”，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第一因和“唯一因”，才能解释宇宙和人类社会历史运动。
毛泽东说: “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是非历史的，它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它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所谓矛盾的同一性,是指彼此矛盾着的存在把事物联系起来;所谓矛盾的决定作用,是指矛盾着的事物之间的彼此互相决定,而不是指唯一的一种矛盾关系的决定作用;因而,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某一种矛盾关系的变化会导致矛盾着的事物在整体上发生变化。*
【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一切已死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缠绕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的 这句话,仿佛就是那些力图支配我们的旧世界知识霸权的控诉。正是根据这种“过去”的或者“死人”的知识,根据这种陈旧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理性”仅仅被理解为“计算”“算计”和操作,所谓“合理的知识”也就是现实的,能带来收益、利益和利润的知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主宰知识世界的意识形态。
这种“死人”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一直标榜自己是“现代 的知识”,但是,它绝非“现代”的。众所周知,正是在现代知识的视野里，“实践”优于“理论”，而所谓“知性”不过是从属于意志的手段和表象而已。
什么是行动?康德说: ***“行动,就是指通过否定现存秩序的方法改造现实世界。”***康德这里所说的“行动”，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就是康德那个意义上的、真正的“行动”。正是这种“行动”告诉我们，人们在现实世界、现存秩序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批判和否定现存秩序的“行动”,对人类进步、知识进步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甚至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现代知识”的核心,因而也是“启蒙”的核心。
在毛泽东那里(正如在康德和马克思那里一样), “世界”并非需要我们去屈服、臣服、理解和认同的“表象”，而是我们必须去努力改造、创造的“对象”。为了使世界成为我们改造的“对象”，首先就需要我们进行自我改造或者“自律”。什么是自律？***所谓“自律”，就是康德所说的“意志”。什么是意志？康德说：“所谓意志,就是为了使与”表象,相对应的’对象,能够产生而进行自我规定的能力。”这也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的革命者的自律和意志,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因为意志是知的动力,而知性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只有“意志”才能够使世界成为我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离开了意志,世界不过就是表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敢于面对的,从来只限于他自己所能解决的课题”,也就是马尔罗所说的“人不会通过增加知识洞悉自己,只有在他面对自己所提出的课题时，他才能够发现自己”。
【知识的现代基础，实践与奋斗】
而只有认识到现代世界的产生不能委之于上帝、理念、逻各斯和任何“第一因” “唯一因”,我们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摆脱各种形而上学的历史神秘主义解释,从而不懈地把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深刻批判转化为对一个新世界的热情创造和热烈想象中去，把对一个复杂世界的客观认识转化到改造这个世界的奋斗精神之中。
于是，我们仿佛再一次听到——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深处，响起了青年毛泽东悲怆而激越的呼唤，正是这一呼唤告诫我们，历史并非宿命,它取决于我们改造世界、改造自我和创造历史的意志与奋斗,更取决于我们对旧世界的组织结构的透彻了解，这种分析和了解可以帮助我们去改造旧世界。